
1949年11月以及次年5月中利网,周恩来总理先后召见了时任公安部部长的罗瑞卿两次,要求罗瑞卿专门组织调查党史上一系列悬案。
在过去革命战争年代,由于环境比较复杂,因而造成了某些事件重重迷雾,中央决定对这些案件进行系统的调查。
这其中最出名的就是1931年黄金失窃案。

在中央社会部、公安部指示下,上海市公安局专门成立了“历史悬案调查办公室”,下设六个专案组,而黄金失窃案就是由悬案办公室下属的第三组破获的。
不过,周总理后来召见罗瑞卿,主要是因为还有一件困扰了他19年的悬案——即“马字三号”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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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叫“马字三号”悬案?各方面资料都没有提及,但有个说法,因为案发的1930年是马年,故而有马字三号的说法,可能之前有一号、二号。
只是这个说法未经证实。
从1927年八七会议以后,中国共产党决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以来,至1930年初,全国的革命形势虽然仍然复杂,但由中国共产党人创建的革命根据地已经多达十余块。
为了推动全国革命,使分散在各处的革命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要建立一个全国性质的政权。
1930年2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通告,首次提出建立全国苏维埃中央政权以统一领导全国各地苏维埃区域斗争的构想。
建立一个全国性的苏维埃政权,被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

与此同时,中央决定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和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并要求各根据地的代表们在5月中旬抵达上海,参加会议。
同年5月中,各根据地的代表陆续抵达上海,这其中包括湘赣边界苏维埃代表谭震林、赣东北苏维埃及红军代表邵式平、右江根据地苏维埃代表雷经天、川南苏维埃代表恽代英、鄂豫皖工农兵民主政府代表高敬亭、闽西工农民主政府代表张鼎丞、鄂西苏维埃代表周逸群、中共满洲省委代表谢觉哉、红军第三军团代表黄公略、红二军军长孙德清、红六军政委柳直荀等“两会”,总计由49人。
不过,当时上海正值白色恐怖之中,如此多的代表齐聚上海,安全工作就成了一个重中之重。
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为此制定了格外详细的方案,以确保与会代表们的安全,至于开会的地址,就选在了位于公共租界成都路1143号的德康医院,该医院是当时中央有关部门创办的一所医院。
与会代表们抵达上海以后,分别由交通员引至德康医院,并以患者的名义入住,在会议期间,所有的代表均不能外出,也不得与外界联系,确保绝对的安全
会一共开了四天,至5月18日午前顺利结束。
会议结束以后,与会代表们分批撤离德康医院。

整个撤离的过程也比较顺利,撤到最后,医院里就剩下了邵式平,还有协助这次会议组织工作的陈潭秋。
不料,就在这个档口,突然有三名陌生的男子闯入了医院,他们对医院的结构似乎很是熟悉,一进入医院就直奔病房区,并挨门挨户的打开窥视。
要知道当时医院里面中利网,还有我党之前就布置的警卫,眼见这三人举动有问题,立刻以询问情事为由将三人拦了下来,三人则辩称,是为他们的老板来提前查看病房的。
事后才知道,这三人系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少校督察官钱祖谊以及手下两个特务。
更重要的是,钱祖谊三人有着明确的目标,他们就是来医院抓捕参会的代表的,更不凑巧的是,由于陈谭秋、邵式平都是挂在国民党当局通缉榜上的人,三个特务很轻松就认出了他们。
钱祖谊立刻拔出枪来,将两人锁拿,并命令手下:
“打电话通知队部弄一辆‘大牌照’救护车过来把他们带走!”
应该指出的是,当时国民党当局并不能直接在租界直接拿人。
当时,上海的城区分别有公共租界、法租界以及华界,国民党当局想要在租界拿人,必须要事先通知巡捕,由巡捕出面抓捕,然后在引渡回去。“
钱祖谊心里很清楚,所以他不能抓人,他考虑用“转院”的名义,将陈谭秋、邵式平两人带走,因为救护车用的是大车牌,是能在华界、租界畅通无阻的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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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异变陡生。
钱祖谊手下一名特务,趁着给陈谭秋两人上铐子的时候,突然拔出枪来,对着钱祖谊以及另外一名特务连续开枪,将两人击倒。
陈谭秋两人就算再笨,也意识到眼前这名瘦高个的特务是自己人。
在确认钱祖谊等人都死了以后,瘦高个赶紧上前叮嘱:
“他们已死,別管我,没事的。请二位长官马上离开,把手枪带走!”
在把枪交给陈谭秋之前,瘦高个还给自己的胳膊打了一枪,急匆匆的走了。

与此同时,成都路的巡捕房警铃大作,巡捕在接到枪案发生后迅速赶往现场,就看到了地上两名死者以及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伤者。
租界巡捕将死者送到了警务处的停尸房,把伤者送到了公共租界的“广仁医院”救治。
基于这是一次重大的凶杀案,租界巡捕除了下令调查外,也制定了严格的纪律,他们要求德康医院对案件情况保密,并要求下属的警员不得随意接受新闻媒体采访。
毫无疑问,当时果断出手并自伤的那名特务,就是我党潜伏在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地下党同志——赵宝昊。
赵宝昊大革命时期就参加了革命,参与过周恩来领导的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他本身是修械工人出身,所以用专业技能来服务工人队伍,曾被周恩来赞誉为不亚于直接参与一线作战。
1927年3月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后,赵宝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失败以后,赵宝昊根据组织上的指示,应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招聘启事中利网,加入了侦缉大队,表面上他是隶属于侦缉大队的一名特务,实际上是我党潜伏敌营的一颗暗子。
不过,赵宝昊在打入敌营后,在许多时间里并未接到组织命令,等于说是一颗闲棋冷子。一直到1930年5月中央在德康医院开会,他事先也没有接到任何指示。
1930年5月18日当天,赵宝昊与另外一名特务汪某奉令调查一桩刑事案件,但在出门时,被钱祖谊拉去执行临时任务。
事实上,在进入医院的一刹那,赵宝昊就本能的感觉到不好,后来他见到了陈谭秋、邵式平,虽然不认识对方,但侦缉大队内部的通缉令他看过很多次,知道这应该就是我党的领导。
情急之下,赵宝昊也顾不上自身安危,拔枪射击。

随后,赵宝昊被赶到现场的巡捕带走,并安排至另外一家医院养伤,整个过程中,赵宝昊都不发一言,以免言多必失。
客观来看,赵宝昊灵机一动所设置的假案现场,还是很像那么一回事儿的,毕竟特务们去围捕共产党,对方当然也会反抗,出现伤亡很正常。
前提是,不要有一些自作聪明的人去研究那些细节。
考虑到赵宝昊的安全,中共地下党组织特意派人去医院联系了赵宝昊,并叮嘱他:
“这个案子,其中一名死者是少校军官,警备司令熊式辉必定会知道,蒋介石也可能会被惊动。组织已经紧急研判过,你可以继续潜伏,组织派人勘察过现场,你可以说是被人袭击,从窗外开枪,这个说法是符合常理的。”
既然会场出现了特务,那说明组织内部一定出现了叛徒,来人还转告赵宝昊人务:
“你要弄清楚敌人怎么会掌握“德康医院”召开重要会议的情报,到底是谁出卖了同志们。”
接下来,赵宝昊顺利应付过了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对他的询问,并成功返回了侦缉大队,并按照组织上的嘱咐调查叛徒。
不过,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才过了一个月不久,赵宝昊就出了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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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6月18日上午,中央直属情报部门接到了赵宝昊传来的消息,要求在今日执行“四号方案”,即当天下午一点在淞沪警备司令部附近的龙华寺见面。
组织上推断,可能是之前安排赵宝昊调查叛徒的事情有了着落,于是特意派之前联系过他的人去接头。
不料还没等到接头的时间,另外一条内线就传来了令人震惊的情报。
原来就在当天上午十时许,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直属侦缉大队直属分队宿舍门口传来枪声,经探听得知,原来是侦缉大队数名特务与赵宝昊之间发生了枪战,敌众我寡之下,赵宝昊身中数弹,最后弹尽粮绝,举枪自尽,壮烈牺牲。
当时组织上就意识到,赵宝昊牺牲的这个情况很不寻常。

赵宝昊在侦缉大队潜伏了数年,此前从未有过任务,即便是在组织内部,知道他的人也很少,况且赵宝昊在侦缉大队工作数年,深得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熊式辉信任,曾替熊修复了一柄他随身携带的珍贵枪支。
即便是赵宝昊在调查叛徒过程中露出些许马脚,也不至于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暴露,甚至于连逃走也不能。
中央针对德康医院以及赵宝昊牺牲的情况,再度投入了力量进行调查,奈何以当时上海的环境,调查过程比较困难,后来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这起案件一搁置就是十九年,后来被周总理于1950年重新启动调查。
悬案三组组长洪思愚根据掌握的情况,决定兵分两路调查,一路去寻找当年围捕赵宝昊活下来的两名特务,一路去寻找当年事发时的目击者。
不过,由于市档案馆接收建国前的档案特别多,加之涉及到机密,需要华东军区政治部批准同意,因此查档案这条行不通。
洪思愚带着组员去了当年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旧址处,想看看能不能找到目击者。
赵宝昊是被特务堵在宿舍的,而当年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的宿舍旧址在龙华镇南侧镇口的一座废弃道观内。
在问了一圈后,洪思愚意外得知,当年侦缉大队集体宿舍有个门房的老吴还活着。
老吴虽然年纪已经很大了,但是对当年这桩旧案印象还是比较深刻,他记得很清楚,来围捕赵宝昊的五人中,其中两人他认识,一个是军法处的军法官阎望仕,因为心狠手辣,审问手段残忍,所以也被人喊“活阎罗”。另一个是侦缉大队一中队的特务探长小郭,无锡人,娘娘腔,经常来这里找人喝酒,和老吴比较熟悉。
这五名特务来宿舍的时候,赵宝昊人没在,几个人找了一圈后,就打算放弃。不料就在这个时候,赵宝昊回来了,他手里拿着芝麻酥糖,浑然不知道自己已经暴露的情况。
五名特务恶狠狠地围了上来,就要抓捕赵宝昊。
赵宝昊冷笑了一声,问了一句:
“抓我,你们有什么证据?”
不过,阎望仕并没有解释,而是强行下令逮人。赵宝昊意识到自己已经暴露,于是回头指着特务探长小郭说了一句:
“小郭,侬是名不虚传的十三点——无锡十三点,十三点!”
这个小郭平素最恨别人说他是娘娘腔,恼怒之余上前就要抓人,不料赵宝昊突然从怀里掏出一包石灰撒了出去,几个特务顿时迷了眼睛,掏出枪来对着赵宝昊就乱射了一通。
赵宝昊身中数枪,但在牺牲前还开了机枪,在打死了一人后,自己开枪自杀了。

除了赵宝昊外,洪思愚还知道有另外一名目击者薛瘸子,薛瘸子本人虽然已经去世,但他活着的时候曾跟儿子讲起过这件事,所述内容和门房老吴差不多。
洪思愚分析以后,认为当年特务之所以突然抓捕赵宝昊,是已经掌握了充分的证据,证明赵宝昊就是“共党潜伏分子”。
可问题是,到底是谁暴露了赵宝昊的身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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